臺灣應該可以在大陸與達賴之間搭起對話的平台

自2009年初以來，藏人屢屢傳出自焚事件，目前累計高達近120起，造成近百人喪生。這個問題已經成為中共新領導人必須面對的一個挑戰。首先，篤信佛教的藏人不斷自焚，代表藏人與中共政權的緊張關係沒有減緩。一旦有人以佛教教義合理化自焚行為，而為許多藏人認同，未來藏人抗爭就有激進化的可能性。若是藏人與維人抗爭合一，中共將更難以應付。其次，藏人自焚事件已經引起國際高度關注。部分國家希望能前往西藏瞭解實況，但中共始終拒絕這些國家派人入藏。這些發展既不利於中共希望在2020年實現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」的目標，也不利於塑造「和平發展」的形象。
對藏人來說，自焚事件也不是一件好事。除了危害生命之外，自焚事件還會升高民族悲情與仇漢（或仇中）氣氛，甚至會撕裂藏人之間的情感，形成挺中或反中的內部分歧。對於經歷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政治恐怖的台灣來說，應更能體會這種事情對整個社會的長期創傷。對藏人來說，擔負這種心靈創傷或內部分歧都不是一件好事。
在這個事件中，我們政府始終自覺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，因而在行動上相對保守。臺灣自許重視人權，不少民眾信仰藏傳佛教，理當更關心藏人自焚事件，但又顧慮介入西藏事務將引起中共反彈，造成兩岸關係緊張。作為台灣民選政府，為了維持兩岸穩定，避免介入西藏事務，這是優先照顧台灣民眾利益的表現。但政府也無需過於謹慎，失去重構臺灣、中共與達賴之間三邊關係的契機。
兩岸關係從戰爭對峙到和平發展的演變，已經揭示中共與達賴之間未來發展方向，以及臺灣可以扮演的角色了。我們認為，中共與達賴之間只有走向真正的對話與和解，彼此讓步，才能解決藏人自焚問題，而臺灣可以藉著兩岸互信、台灣民間與達賴間的密切關係，扮演中共與達賴對話初期的平台，一如當年新加坡在兩岸初期溝通中的角色。因此，政府可以扮演更積極、正面的角色，同時滿足重視人權、維持兩岸和平發展兩個目標。
目前臺灣與大陸之間的關係，應該是自1949年以來最平穩和緩的時期。兩岸百姓可以藉著直航往來兩岸，不必再繞過第三地。更重要的是，雙方敵對的氛圍逐步緩和，大大降低軍事衝突的可能性。相對於釣魚台與南海問題，台灣海峽卻顯得非常安定。回顧兩岸往來之初，雙方毫無互信可言。為了利於雙方破冰交往，新加坡扮演了重要的平台角色，居中協助雙方溝通。藉由第三方的意見轉達與緩衝，兩岸緩慢的建立互信，開始直接對話，解決實務問題。這種「先迂迴，後直接」的溝通模式，對當時缺乏互信的雙方來說，無疑產生重要的牽頭作用。
在兩岸關係從軍事對峙走向和平發展之後，本持著人道的精神，以及區域影響力的發揮等自利和利他因素，臺灣不只要維持兩岸關係繼續發展，也應該開始參與區域內的其他事務，讓穩定的兩岸關係產生溢出效果，讓更多的地區與人民受益。對臺灣來說，扮演中共與流亡藏人互動初期的平台，無疑是符合前項標準的議題。
近日法新社報導，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的特使洛桑寧扎，在美國人權團體「公民力量」的會議上，呼籲北京政府重啟與達賴的對話，以便結束藏人的自焚抗爭。然而，中共官方持續批評達賴，認為達賴是自焚事件的幕後主使者。沒有人希望以暴力方式解決問題，對話則是避免兵戎相見的第一步。坐下來對話需要最基本的信賴感，但目前中共與達賴之間不存在這種互信基礎，使過去的雙邊對話毫無進展，很難出現真正的和解。
建議，臺灣應可扮演過去新加坡在兩岸互動中的角色，創造中共與達賴雙方真正對話的可能。目前臺灣和大陸之間有基本的信任關係，眾多的藏傳教信徒也讓達賴對台灣也頗有好感。基於在雙方對臺灣的信任與好感，我們確實有機會立場扮演這個平台。此外，西藏議題不像釣魚台問題與南海問題，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使得兩岸的合作極為困難。只要中共領導人和達賴有意願，理解即早進行對話有助於西藏局勢的正面發展，而臺灣也願意伸出友善之手，推動對話，這件事就有進行的條件。當然，中共與達賴要和解，實非易事，雙方都需要整合內部意見，但若前述條件都成立，總是可以邁出了第一步，而且是由台灣帶頭。至於最後能不能成功，仍然要看中共領導人和達賴是否能有新的思維與提議。
也許兩岸都有人覺得兩岸關係與西藏議題是兩條平行線，台灣不應該參與西藏議題，以免損害兩岸關係。我們認為這個想法應該被重新檢驗。從法理來看，我國政府認為西藏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，當然有責任協助各地藏人。行政院組織改造之後，蒙藏委員會將併入大陸委員會，但後者仍將設置蒙事處和藏事處。藏事處的繼續存在說明西藏事務是我國大陸事務的一環，而且是不可推卸的責任。對大陸來說，中共領導人應該歡迎臺灣願意搭起中共與達賴對話的平台，因為這正是臺灣實踐「九二共識」的具體例證。因為只有我國政府把大陸地區視為領土的一部分，才會積極介入西藏議題的法理基礎。此外，我政府以兩岸和平發展為基礎，若能擴大其效益於各地藏人，讓藏人自焚事件不再出現，完全符合我國重視人權的積極表現，有助於提升國際形象。比起消極呼籲和嚴厲批判對岸，這種作法的價值更高。